原标题：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盘龙城遗址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盘龙城遗址被誉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
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首次发现，考古工作者从1963年开始对它进行科学发掘，至今已发掘1.5万平方米，发现两座宫殿遗址、两座大型建筑遗址、多处手工作坊基址、墓葬50余座，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3000余件文物。
盘龙城遗址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最早发现的商时期长江流域的古代城址，在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盘龙城近年四大发现
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遗址不断有新的发现，近年有四个重要发现。
首次在宫城外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2006年至2008年，市考古所与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联合考古，在杨家湾发现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F4，坐东北而朝西南，西北部保存尚好，其他部分破坏严重。基址柱洞直径约75厘米，最大100厘米，底部有未经加工的石础，柱洞间矩约2米。基址宽约10米，长约40米，分间情况不详。
如此规模的建筑，此前只有盘龙城宫殿区的F1、F2两座宫殿，这是首次在宫城外发现与其相仿的大型建筑基址。考古人员推测，这是杨家湾大型建筑群中的一座，但它是宫殿还是宗庙有待进一步证实。
首次发现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
去年底，武汉大学考古队与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合作，在杨家湾发掘了7座商代墓葬，其中M17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是首次在盘龙城发现的金器，也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金玉镶嵌合饰艺术品。
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整体呈夔龙形，分为两组，南面一组保存较完整，夔龙头部由不规则绿松石组成，龙身卷曲，由较小的方形或梯形绿松石组成，夔龙眉、目和牙由金片代替，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北面一组保存较差，仅见夔龙头部，形制与另一组相近，有金片装饰夔目。
此前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类似的绿松石龙形件，却无金片镶嵌。
首次发现明确的青铜器铸造地点
去年底，考古人员在盘龙城城址西城垣西部的小嘴遗址，首次发现了铸造青铜工具的石范等。这里采集的6件冶铸用石范，都是用于铸造斧、锛一类工具的，此地还有一圈圈的红烧土遗迹，附近有大陶缸残片，都与青铜冶铸有关。
这些发现表明，商代盘龙城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除了铸铜工具，其他青铜礼器是否也在本地铸造，还需进一步证实。
首次发现可能属于商代的排水设施
河南偃师商城的城垣下，曾发现有石砌排水沟一类设施。与之时代不远的盘龙城，是否也有此类设施？
2014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南城垣水毁缺口时，在可能属于二里头时期地层之上的城垣区域，发现一段石块垒砌的排水沟。尽管城垣遗迹与其关系不十分清楚，但从石块未经任何加工、砌筑未用任何粘合料等特征看，它可能是商代宫城城垣之下的排水沟。
最新研究成果
自盘龙城遗址发现以来，就有大量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近年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人类学教授提出颠覆性观点
盘龙城文化从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
对于盘龙城遗址性质的研究，近年最能引发人们反思的，莫过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
2013年出版的这部书中，郭静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夏、商、周历史的颠覆性观点。诸如，中国的文字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盘龙城遗址或是中国汤商王朝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在盘龙城，楚文化是从盘龙城文化发展而来等等。
郭静云认为，盘龙城文化是从本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盘龙城的夏代文化遗存如玉柄形器、陶觚（杯）等，比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的特征更加原始，因此时代更早。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联裆鬲一类器物，是后来楚文化最典型“楚式鬲”的鼻祖。
对此有专家认为，这些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
盘龙城遗址的年代下限
可能晚到殷墟文化一期
盘龙城遗址的年代下限，涉及它是因何灭亡、民族属性究竟为谁的重要问题，因而一直引人关注。此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其年代下限为二里岗上层晚段，不会晚到殷墟文化时期。
近年，武汉大学的徐少华、余西云、盛伟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盘龙城文化第七期中的部分遗迹遗物，可能晚到殷墟文化一期，即商王武丁时期。盘龙城文化先前与商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后来则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盘龙城文化的范围
影响到江西湖南汉中盆地
对于盘龙城文化的范围，以前不是很清楚。
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表明，其北部可能限于大别山，东部可能到江西九江荞麦岭一带，西部到江陵荆南寺一带，南部到岳阳铜鼓山一带。至于其影响，北部与郑州二里岗文化联系紧密，东部与安徽境内同期文化有一定联系，西北到达汉中盆地，南部到达赣江中游及湖南中部的宁乡一带。
专家观点
研究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
盘龙城遗址地位举足轻重
上周末在汉召开的“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我国各地的50余名考古、历史学者对盘龙城遗址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交流，他们认为，盘龙城遗址在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其性质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有不同见解。
商文化经盘龙城向长江流域扩散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长江中游自新石器以来就有自身的文化，并有很高的文明发展程度，且与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处在同一发展阶段，自屈家岭开始进入酋邦阶段。到石家河后期，由于中原的扩张以及社会动荡，导致了长江中游的衰落。盘龙城最初可能是军事据点，稳定后形成了地方性城市，并向西影响到荆南寺，再向南、向东影响到江西吴城。
王劲（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唯一发现的商城，也是继郑州商城之后，第二个发现的商城。1963年，考古人员在盘龙城楼子湾发现了几座铜器墓葬，这对此前“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提出了新思考。商文化进入盘龙城后在长江流域扩散，盘龙城是商人向南及长江流域扩散的一个重要中心。
贝格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盘龙城的发现让我相信，北方铜器铸造工艺传到南方的时间，要远早于殷墟时期。盘龙城并非一个临时聚落，而是“入侵者”为重建家乡的贵族生活，从郑州将铜器铸造工艺及工匠带到盘龙城，这也显示出二里岗文明在长江流域的延伸。我认为二里岗的铸铜技术先在盘龙城扎根，然后从那里再传播到南方更远的地方。
未来考古或将“复原”更多社会场景
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盘龙城遗址的陶器、铜器等是商人南迁直接带过来，还是生产技术、模式带来而在本地制作？仍需继续讨论。通过考古材料解决早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商文化南迁、与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等，仍是下一步探索的重点。长江中游是继黄河中游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青铜文明中心，盘龙城可能与南方铜矿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还需更多的考古发现与串联。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3年盘龙城遗址考古队领队）
我对已有的考古进行了重新梳理，发现盘龙城的发展在接近3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3个阶段：初创时期的中心在王家嘴，地势最低；发展时期的中心在李家嘴，地势较高；衰退时中心已退至杨家湾，地势更高。这种变化是海拔不断向高处的一个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不断向北撤退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什么？这是未来盘龙城考古的重点。
将来我们会用更多的科技考古手段，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过去的遗存和文物，并希望能找到当年植物的种子，通过对当时植物环境、地理环境的分析和整体研究，来描绘商代盘龙城的社会场景。
盘龙城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观点不同
郭立新、郭静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盘龙城遗址已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有偏晚的嫌疑。将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盘龙城夏代文化的年代应早于二里头，商代文化早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因此，不是中原夏商文化南下影响了盘龙城，而是盘龙城文化北上影响了中原。
史可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博士研究生）
我认为，最先接触并接受二里岗文明影响的地区，在盘龙城以东的长江下游。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新干大洋洲所发现的青铜器是长江以南最早的大规模青铜工业，当二里岗文明来到长江地区时，长江下游已经有了跟二里岗水平相当的尖端社会。
徐长青（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江西九江荞麦岭商代遗址2013年出土了一批商代遗迹遗物，与盘龙城遗址出土的极其相似。它是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在赣北的延续，完全不同于吴城类型商文化。
万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陕西汉中城洋青铜器群有其自身的特点，可能其来源并非郑州地区，而是汉江下游的盘龙城。在四川盆地与外界的交流中，汉中盆地很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军事据点说”“方国说”仍是争议焦点
对于盘龙城遗址性质的认识，传统上就有与“商人军事据点说”、“商代方国说”两种对立的观点，此次会议上仍是争议的焦点。
“商人军事据点说”
高崇文（北京大学教授）
盘龙城是一处典型商文化特点的遗址，所出青铜礼器在器类、器型和纹饰上均与中原商文化相同。其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主要以爵、斝、觚等酒礼器的多少为等级差别，这是使用了中原商王朝的礼器制度。
陈贤一（湖北省考古所研究员）
盘龙城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因素，是夏王朝南征的产物。盘龙城的夏文化应来自偃师二里头和郑州洛达庙型，先商文化主要来自下七垣的辉卫型和漳河型。其南下盘龙城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掠夺南方的矿产。
孙华（北京大学教授）
盘龙城具有与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城址和墓葬相同的朝向、相同的埋葬习俗、基本相同的礼器组合，该城邑的主人是商人。郑州商城应是当时的首都，盘龙城是商代前期除郑州和偃师这两个都城外的重要二级次中心。
徐少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盘龙城遗址应该是早商时期商王室在南方的区域统治中心，在战略资源和交通运输方面，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采冶、转运与管理密切相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它既是早商文化在南方的代表，同时也是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集散地。
“商代方国说”
李玉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盘龙城可能是商代南方的一个方国。殷商王朝对“南土”派出大批军队去征伐、镇压，迫使“南土”纳贡，商王朝还创立“多子学”，吸收四土方国的贵族到殷都学习，这不仅加强了商王朝对荆楚地区的控制，而且对于商文化的传播、商与荆楚人民的融合和交流有重要的作用。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盘龙城应是具有军事重镇功能的商代方国都城，这里出土较多的铜臿和矛，铜器中的菱形纹，均不见于郑州商文化，尤其是陶器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
黄凤春（湖北省考古所研究员）
我曾提出盘龙城应为商代的虎方方国说的一些推断，近年来随着西周早期姬姓曾国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铭文的发现，似更加强了这一推断。
刘森淼（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研究员）
盘龙城商代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荆楚民族，从“楚式鬲”与青铜器上的凤鸟形花纹图案，可以看出其对后来楚文化的直接影响。盘龙城具有方国都城的规模，其遗址年代下限可能到了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际，这与商王武丁南征时间吻合。
盘龙城遗址
保护工作大事年表（1954～2014）
1954年湖北省文管会蓝蔚等首次发现盘龙城遗址。
1956年盘龙城遗址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对遗址进行首次发掘。
1974年北京大学与湖北省博物馆对遗址首次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确定城址的年代为商代前期，揭露了1号宫殿基址，清理出李家嘴2号大墓。
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设立“盘龙城考古工作站”。
1976年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对城内二号宫殿基址、南城垣、壕沟等进行发掘。
1982－1984年对城外王家嘴、杨家嘴、杨家湾等地点进行了配合农田建设的考古工作。
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清理了杨家湾11号大墓。
1994年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同意《盘龙城遗址风景区保护开发规划》。
1997－1998年武汉市博物馆和湖北省考古所，对王家嘴等区域进行科学发掘。
2000年盘龙城遗址移交武汉市，成立“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
2001年武汉市考古研究所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勘探出“外城垣”带状夯土遗存。
2002年召开“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
2003年着手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2004－2005年启动杨家湾、江家湾村民搬迁工作。
2006年盘龙城博物馆筹建处发现杨家湾商代大型建筑基址。
2007－2009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盘龙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
2011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等视察盘龙城。着手编制《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12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视察盘龙城。编制《盘龙城考古工作五年计划》等。在小嘴区域发现商代铸铜遗迹。
2013年武汉市正式启动盘龙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项目。召开“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考古队在杨家湾首次发现商代前期绿松石与黄金嵌饰件。
2014年武汉大学、武汉市考古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配合本体保护工程，合作展开杨家湾、盘龙城城垣与城壕的考古勘探发掘。发现南门遗迹及南城垣商代石构排水设施。启动博物馆选址区域村民搬迁与博物馆建设方案征集工作。召开“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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