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骆越青铜器的主要类型 * 越人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如著名的干将、莫邪宝剑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人所铸。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 “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日干将，二日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消。……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 此外，还有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现藏武汉湖北省博物馆。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如今仍寒气逼人，锋利无比。 下面，我们以骆越地区为代表，简要概括百越的青铜技术冶炼水平及其发展状况。 骆越，即我们前面《逸周书 王会解》里提到的向周朝贡纳大竹的“路”人。骆越的分布范围为今广西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秦置象郡大抵包括了骆越分布的范围。郁江两岸的贵县和玉林等地被认为是西瓯和骆越的杂居地。总之，骆越的分布地不出岭南的范围。 第七章 青铜铸造 考古发现证实，生活在岭南的壮侗（侗台）语族民族先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左右的商代中晚期，就有了青铜冶铸业的萌芽。到公元前七百多年至二百多年（春秋战国时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青铜铸造工艺。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已十分发达，铸造了闻名于世的铜鼓。与中原相比，骆越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对要晚一些，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文化才真正发达，延续到西汉前期，即公元前1世纪。铜鼓的使用更是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 青铜文化的产生，味着一个民族及其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创造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第一节 骆越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分期 一、青铜文化的发现 考古发现证实，生活在岭南的壮侗（侗台）语族先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左右的商代中晚期，就有了青铜冶铸业的萌芽。到公元前七百多年至二百多年（春秋战国时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青铜铸造工艺。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已十分发达，铸造了闻名于世的铜鼓。与中原相比，骆越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对要晚一些，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文化才真正发达，延续到西汉前期，即公元前1世纪。铜鼓的使用更是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 壮侗语先民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与文化，但由于史籍记载缺乏，必须依赖于考古发现，才能还原其社会。壮侗语先民的青铜文化之发现，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在20世纪初期，奥地利皇家博物馆的考古人类学家F?黑格尔就广泛搜集铜鼓材料，1902年写成《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指出铜鼓的发源地应在中国的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带， 之后流传到马来亚等地。广西：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博物馆就发现和收藏了20面铜鼓；1947年进行了小规模的汉墓发掘。1956年黄增庆、何乃汉在贵县发掘了汉墓，广西相关的考古工作，除了“文革”中断外，一直在持续。发现了分布较广的殷周式及秦汉时代的青铜器及其相关的青铜文化遗址。武鸣马头勉岭山麓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卣。（一种盛酒的器具。一般是椭圆形，口小肚大，有盖和提梁)与著名的晚商器物“戈卣”形近。这表明，商末周初，中原的青铜文明已经影响到岭南地区，对壮侗语先民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当地青铜文化与方国文明的诱因。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广西产生了武鸣马头元龙坡等地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物表明，广西土著居民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器不会晚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起，直接动摇了岭南地区在战国晚期才进入青铜时代的传统观点，是广西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突破。除此外，广西发现的青铜文化重要遗存还有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恭城青铜器群、贺县龙中、平乐银山岭、西林普驼铜鼓墓以及合浦、贵县、梧州等地的战国秦遗址。 骆越青铜文化在越南北部主要的表现为东山文化。东山文化分布于河江、老街、安沛、富寿、海防、清化等省，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东山时期铜器种类明显增多，武器有剑、戈、矛、靴形钺、镞；工具有犁、斧、锄、锹；容器有瓮形桶、圈足盖盅；乐器有鼓、铃，进入铁器时代。 1、东山遗址 位于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马江西岸，20世纪20年代初发现，1924~1929年法国远东博古学院委托巴若负责发掘。1935~1939年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邀请瑞典考古学家阳士主持发掘，1961年12月以后由越南文化部考古队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