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在青铜器研究史上，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青铜器的研究终于开始从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向考古学研究转型，导致这种转型的背景很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一些变革，积累了大量全新的科学知识。西方人文科学逐渐被引入中国，具体而言是考古学传入中国，有一些中国学者出洋留学，学习田野发掘技术；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从事田野发掘，但受考古学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前者如李济先生，后者如郭沫若先生，他们的工作改变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面貌。
田野发掘
民国期间有大量青铜器群被发现，数量远远超过清代。可以说在1900年之前，虽然古代青铜器的存世量己不少，乾隆时编撰的《西清古鉴》等“四鉴”共收录近2000件，但这些器物大多是单件的、零散的、偶然的民间发现，比如像四羊方尊、毛公鼎等。由于是零散发现，无法考察器物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研究孤立而略显单薄。然而自二十世纪初之后，青铜器的发现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大量在利益驱使下的民间或半官方的疯狂盗掘，另一方面是官方机构正式的田野调查和田野发掘。与之前一件或几件同时被发现的情况不同，青铜器往往是一地同时发现几十件甚至上千件，从客观上为青铜器以器群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必要而丰富的原始资料，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同时，科学的田野发掘更是将西方考古学科理念与方法引入，将中国的青铜器研究带入全新的境地。
殷墟发掘
在新文化思想的冲击下，人们逐渐去除迷信思想，正确理解发掘古墓是一种科学行为，从而为科学考古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28年的殷墟发掘标志着科学考古学的兴起，青铜器研究亦从达官贵人的风雅爱好逐渐走向学科化。
20世纪初叶三大考古发现——汉晋木简、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为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变提供了契机，而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如“三期说”等相继传入中国，则为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变提供了助力。中西学术的交融，新旧局势的交替，不仅启发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也促使新方法“二重证据法”的产生。
石印术、珂罗版印刷、照相制版等
技术相继传入
就在这一时期，一大批研究金石资料出身的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容庚等先生开始走出书斋关注出土资料，与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等先生一起，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新方向，摆脱了金石学的束缚，完成了蜕变，使青铜器研究进入科学化、系统化的新历程，最终推动青铜器研究朝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青铜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这一切与新材料的大量发现、影印技术的提升、新理论方法的提出、青铜器著录书籍大量出版是密不可分的。专心于青铜器研究的学者们，不仅继承了宋人和清朝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又接纳吸收了西方科学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促使青铜器研究各个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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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
马承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76.414/7113-2
本书分为商、周青铜器概说和灿烂的古代青铜器两部分，主要介绍了青铜生产工具、青铜武器、青铜礼乐器，青铜货币等知识。
参考资料
1.黄薇. 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陕西师范大学,2018.
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