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镜映千秋||雄韵天下汉式镜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继战国以后又一个高峰期。汉镜承前启后，其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
一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方面都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两汉四百多年间，铜镜铸造获得了重大发展，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地展现了汉人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
而且随着汉朝青铜产量的提高、冶炼技术的进步、制镜技术的日趋成熟，铜镜不再是王室和贵族的专用奢侈品，成为吏士文人、商贾百姓所使用的一般商品。因而，这时期官方和民间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发展，汉代铜镜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
汉镜的合金成分铜、锡、铅三者适宜，合金比例比较稳定，锡占24%左右。由于含锡量比战国镜高，因此汉镜质地脆硬，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镜的色泽由西汉的深灰色逐渐发展为银灰色。铜镜中加入一定量的铅，有助于镜面平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再加上两汉铜镜使用了娴熟的失蜡法铸造，制作蜡胎的镜范多用滑石一类的石质制成，因此汉镜中动物、人物等纹饰刻画得自如、灵巧、生动，且纤毫分明，清晰流畅。这种高超的合金和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汉镜抗腐蚀的极佳性能。一些东汉时期的人物画像镜和铭文镜，时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视。
汉镜出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春秋战国时的铜镜，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发展。1957年至1958年，仅洛阳西郊发掘的217座汉墓中，就出土了175枚铜镜。
这时铜镜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镜背面开始铸有铭文，铭文已发展为系统的镜铭，铭文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镜背的主要位置。汉镜铭文中出现的许多“尚方”铭及纪氏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铜镜铭文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铜镜是尚方的任务之一。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大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等，都明确记述了制作者的姓氏，有着很强的宣传广告作用，这表明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三
综合而言，伴随着铜镜工艺高度发展，两汉铜镜形制和纹饰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战国时代的铜镜相比，两汉铜镜明显地变大变厚。两汉铜镜改变了战国时期铜镜那种严谨的细密风格，形制较战国铜镜厚重，但没有钝重笨拙的感觉；镜表面或漆黑明亮或呈银灰色；形状一般为圆形，其他形状稀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此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和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在与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隋唐之际的王度《古镜记》、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清代郑复光《镜镜詅痴》等都对透光镜有记载和研究。很多人惊异于它的神奇，而谓之“魔镜”。
近代研究表明，铜镜透光是由于铜镜在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但古人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还有许多令人费解之谜。
两汉铜镜的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装饰花纹出现程式化，做工精良，纹饰优美，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珍品。正如《古镜图录》中说：“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汉代铜镜在这几个方面的创新，奠定了汉铜镜的历史地位，也是汉镜受到后世追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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