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家每户，不论大小形制，至少有两面或两面以上的镜子。从洗漱梳妆到穿着打扮，大家应该都是在镜子面前完成的。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代人如此，古人亦是如此。但古人所使用的镜子，不同于近现代的玻璃镜，玻璃镜是在明清时期才出现并逐渐普及的，在此之前，人们都用铜镜。铜镜就是以铜为主要原材料，由铜与锡、铅的合金铸造而成的镜子。铜镜产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1]最初是当祭祀的礼器用，发展至东周渐渐转化为跟王公贵族的审美需求密不可分的高级生活用器。直到西汉末年，铜镜才打破阶级束缚，慢慢走向民间，进入寻常百姓家。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铜镜的铸造工艺和装饰手法开始多样化，制作逐渐精良，形态日趋美观，纹饰愈加华丽。典型且有代表性的如汉代龙虎纹镜、三国的神兽镜、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图一）等都深受人们的追捧与喜爱。
图一 唐海兽葡萄镜
铭文镜是诸多铜镜中较为温润随和的一类，较之装饰繁复、精美绝伦的花纹镜，铭文镜显得温润随和，质朴简约，淡雅隽永，贴近生活。笔者因保护修复之便，有幸近距离观赏了几面不同时期的铭文镜，未敢独享，品鉴如下：
位至三公——美好的祝愿与殷切的期望
该铜镜年代为东汉，圆钮，柿蒂形钮座，钮座间有四字上右下左旋读铭文“位至三公”，字体端庄且大气。其外为内向八连弧纹，外缘平宽（图二）。所谓“三公”，是古代官职的称谓，上至周代，下至明清，一直沿袭应用，但历朝确指不同，说法各异。据《尚书·周官》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而《礼记》等书则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中说：“夏、商以前，云天子无爵，三公无官。……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汉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大唐因之。”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大致把“三公”理解为是古代地位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就可以，凡三公不但能享受到高额俸禄，而且每遇逢年过节，另外还给加俸。这些制度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也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因此人们把追求高官厚禄，以达荣华富贵作为最高的人生追求。
图二 汉连弧纹“位至三公”铜镜
于是，“位至三公”作为吉语被创造性地铸刻在了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铜镜上。这类四字吉语铭文镜，流行于两汉时期。我想其功能，应该是当作礼品，以表达对子女的厚望和对亲朋好友的祝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包含了当时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品来看，吉语铭文镜作为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到清末民国都还有铸造（图三）。时至今日，铜镜虽渐渐淡出了生活的舞台，但“名列前茅、独占鳌头、大展宏图、高官厚禄、鹏程万里”之类的吉语，却在笔筒、装饰画、礼盒等器物上得以延续、传承与发展，这和铭文镜上的“位至三公”一样，都是殷切的期望与美好的祝愿。
图三 清末民国“状元及第”铜镜
湖州照子——超前的品牌意识与防伪策略
湖州照子，就是生产于湖州一带的镜子。其出现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形制以葵口海棠式居多（图四），也有少量圆的、方的和鸡心形的。湖州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素地的镜背用方框铸出“湖州”等商标字号。存世较多，全国各地乃至日本、朝鲜等处，均有出土。不仅证明了两宋时期，湖州一带是青铜镜的主要集中产地，也证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甚至形成了区域化规模生产，且需求与流通量大，远销各地。
图四 宋湖州葵口海棠式铜镜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愈繁荣，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越多，这一点，从湖州照子铭文的演变中便可见一斑。首先肯定有竞争，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意识的商家会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形成商标，所以“湖州石家念二叔照子”应运而生。毕竟“石家”是家族企业，不仅标明产地，而且“物勒工名”。我想这种镜子，品质一定很好，不然匠人念二叔也不敢铸上自己的名姓，毕竟质量不过硬，是会受世人指责与唾弃的。
渐渐地名声做大，品牌打响亮后，假冒伪劣的肯定也就多了，所以又有了“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图五）。这个“真”字用得妙，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丝毫不拖泥带水，似乎能感受到念二叔铸“真”字时的傲娇与愤慨。这可能是当时最简单最直截最霸气最任性的防伪标志了。没有二维码也没有防伪涂层的年代，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无需多言，用一个“真”便足以说明一切。
图五 宋“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铭文铜镜
允许被模仿，但不能被超越。当念二叔的“真石家”也有可能被仿冒了的时候，石家的年轻人可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只有提高自家的工艺，掌握独门诀窍，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以“石十郎”改进了技术，造出了“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图六）。你假冒伪劣我就用防伪标志，防伪标志也沦陷了我就创立独门绝技，铸造出你没有办法山寨的“炼铜无比照子”，既任性又无奈。可见几百年前，真与假之间的角斗就已经相当激烈了，古人在防伪的问题上也可谓是绞尽脑汁，用尽各种策略。
图六 宋“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铭文铜镜
安明贵宝，弗剑而镜——受道教文化影响，驱邪保平安的精神寄托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许多文物上都有道教的元素符号和教义思想的体现。而铜镜作为较普及的大众化日用品，自然也就对道教文化有所反映。这件宋代的铜镜便是其中之一（图七），该镜简约大方，为八瓣葵口海棠式，桥形钮。钮两侧铸有两把并列的宝剑，剑首为三卷如意纹，宝剑两侧竖列铭文：“安明贵宝，弗剑而镜。”用以昭示此镜驱邪避煞的功能，反映了当时铜镜已慢慢与道教思想融合，由生活用器演化出法器的功能，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意义。
图七 宋葵口海棠式双剑铭文铜镜
古人认为镜既能昭示形容，亦能昭示一切，具有辟邪消灾、降妖镇魔的功能。[2]所以铜镜一直被道教奉为法器，其驱邪化煞的功能及信仰，一直沿袭到了今天。“照妖镜”甚至成了一个老幼妇孺皆知的物件，走在街头巷尾，也时不时的能看见家宅或商铺的门楣上，挂着刻有八卦的铜镜。这种八卦镜廉价且易得（图八），打开某宝一搜全是，从侧面反映了其受众之广，影响之深。据道教徒讲，往门口挂镜子的学问很大，怎么挂，什么时候挂，挂凹面的还是挂凸面的，都有讲究。玄之又玄的东西姑且不论，但用铜镜化煞确实是普通民众对平安顺遂的一种追求与向往，是从古至今最朴实的精神寄托。
图八 现代铜“照妖镜”
至繁终归于极简，铭文铜镜虽然简约，但承载着古人的民俗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追求，大都体现了人们的普世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铜镜史上的璀璨明星。
[1]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2] 袁鑫：《浅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道教题材类铜镜》，《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0年，第七辑。
